第三十七章

(小说屋 www.xiaoshuoge.info)    第十章

    案发后一个月

    1、

    几个钓鱼的人在一个离护城河不远的鱼塘边钓鱼。鱼塘是当地农民挖的，里面养了一些鱼，钓鱼的人只要交上十块钱就可以到鱼塘钓鱼，钓多了当然就是钓鱼的人赚了，不过一般钓上来的鱼也差不多相当于向鱼塘老板交的钱。钓鱼的人其实主要还就是一种兴趣，一种修身养性的户外活动方法而已。

    不知为什么几个钓鱼的人今天的手气似乎都不太好，钓了半天还都只钓了几条很小的鱼。一位姓胡的钓鱼人问鱼塘老板：“喂，老板，你这个鱼塘没有放啥子鱼吗？你不要整个空塘子来喊我们上当哦，咋个我们今天都钓不上来鱼呢？”

    鱼塘老板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农民，他嘴里叼着一个玉石嘴的叶子烟杆，吧嗒了几下烟杆，然后向地上吐了一泡口水：“哪个说没得鱼哟，鱼是前天才放的，放了一百多斤呢。你耐心一点，莫急嘛，慢慢钓，钓起耍嘛。来来来，先把茶泡起来再说。”说着就拿了一个暖水瓶往钓鱼者的保暖水壶里倒水。

    正在这时，其中一个钓鱼人的鱼钩好像被鱼咬了，他有些兴奋地喊道：“这条鱼有点大，你们看拉都拉不动。”他使劲地拉着鱼竿，鱼竿已经被他拉得弯成了一个半圆。

    鱼塘老板见此情况，笑着对姓胡的钓鱼者说：“你看，你看。你还说没有鱼，这儿马上就钓了个大的。”说完就拿起抄网向那个正在使劲拉鱼竿的人走去。

    钓到鱼的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鱼钩慢慢拉到了岸边，鱼塘老板忙把抄网对准鱼钩拉着的东西网了下去，他们合力把钓着的东西拉上了岸。抄网里是一个塑料口袋，差不多有排球那么大，口袋里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岸上的人都捂着鼻子围了上来。鱼塘老板把塑料口袋从抄网里倒出来，小心地解开口袋，只见一个已经白骨化了的人头从塑料口袋里滚了出来，一股恶臭也随之喷涌了出来。围观的人都被吓得一下子散了开去。

    很快，警方就来人把这颗人头拿去鉴定，几个警察对发现这颗人头的人做了笔录，了解了一些情况就走了。

    经鉴定，这颗人头的断碴处于一个月前在附近发现的碎尸相吻合，而且这颗人头是一个女性的头颅，应该与那些碎尸属于同一个人。自此，碎尸案的所有尸块除了内脏以外都已经找到了。

    2、

    分局专案组又召开了一次关于碎尸案的案情分析会。会议由金守一金副局长主持，全体专案组的成员除了赵成因已经调到其他案件出差未归以外，全都出席了会议。

    金副局长首先发言：“同志们在这一个月中都辛苦了，我向全体参战人员表示谢意，你们辛苦了。”金副局长说的这儿停了一下，看了看他的下属们：“虽然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破，但是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前几天我们又找到了碎尸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一部分——死者的头颅。我们也已经确定了死者的准确身份，搞刑侦的人都知道，只要确定了死者的身份，离破案也就不远了，可以说这个案子是破了一半了。虽然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全破，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努力，努力，再努力。我相信，在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是一定会早日侦破此案的。”

    金副局长的话刚一说完，朱建国就带头鼓起了掌。金副局长很有风度地用双手往下按了按像是对朱建国又像是对大家：“我看是不是由各部门的同志分别汇报案件进展情况？”

    朱建国点点头说：“好，那就先由法医先说。”

    欧法医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材料：“死者的DNA与曾国权的DNA比对已经下来了。”欧法医翻到DNA鉴定报告的最后一页念道：“死者的DNA与曾国权的DNA比对后根据遗传学的原理可以确认，死者与曾国权有生物学上的父女关系。”欧法医放下报告，摘下眼镜：“也就是说死者就是曾国权的女儿曾甜。”欧法医被满屋子的烟味呛的咳几声继续又说：“我们根据包括头颅在内的13块尸块的断面分析，这13块尸块是属于一个人的。分尸的手法比较熟练，基本上没有乱砍乱割的现象，也就是说分尸者应该是从事或者有过外科医生或者屠宰工作的经验。哦，还有，死者的死亡原因是扼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可能是被人用一根比较宽和柔软的带子扼住其颈部致死的。尸体鉴定报告我们早已给出了，大家都可以仔细看，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死者在死亡前一小时曾经与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人的分泌物我们也已经提取，只要有比对的检材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DNA比对。”

    技术科的张科长接着说：“我们对现场发现的那个摩托罗拉传呼机里的数据早已修复，里面的内容我们早已报告。我们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和脚印，现场发现的三色编织袋是三和编织袋厂生产的，塑料口袋是本市一家乡镇企业生产的，他们的生产量都很大，销售范围都很广，除了销往省城还销往省内各地。”

    听到这里朱建国侧过身子向金局长说：“我安排了人员查编织袋和塑料口袋，但都没有结果。”

    刑警小李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他有些心不在焉，在技术科的张科长说完后，他马上接着说：“我和小白调查走访了死者，就是那个曾甜工作的地方‘忘情鸟夜总会’，他们那里有多人证明曾甜在他们那里工作已经差不多有一年了。曾甜是一个三陪小姐，而且是一个出台的三陪小姐，由于她比较年青、漂亮，找她的客人也比较多，我们已经找到了十几个与她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但这些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可以排除，剩下的几个人我们还在联系，争取尽快找到。还有，在去年年底那段时间，也就是死者死亡前的一段时间，由于整顿社会秩序和扫黄，那个‘忘情鸟夜总会’的小姐基本上都没有上班，曾甜也没有来，所以他们那儿的人见到曾甜是在她死亡前的半个多月。”

    另一个侦查员在小李发言完后接着说：“我们这个组根据朱队的安排排查了案发那个时间段到过现场的出租车和载客三轮车，没有发现有载过带现场发现的那种三色包的乘客。不过，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利用其他交通工具或者乘坐外地的出租车或者火三轮，如果都要排查的话，工作量就太大了。所以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什么线索。”

    朱建国在大家都发言以后才慢条斯理地说：“我们刑拘了一个最后给死者曾甜打传呼的人。一般来说，最后与死者有联系的人有最大的嫌疑，当然，最后给死者打传呼的人并不一定就等于是最后与死者有联系的人。嗯，嗯，这个叫武梅的人，哦，她也是‘忘情鸟夜总会’的人，是曾甜的同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武梅那天晚上打传呼是叫曾甜到东湖西大门见面，但是武梅说她那天晚上没有见到曾甜，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那天晚上武梅与曾甜见过面。哦，武梅还说她约曾甜见面是为她介绍一个嫖客，这个嫖客据说姓张，这个嫖客的画像我们已经找专家画了，画像也已经发了下去，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反馈信息。我们对武梅的数次审讯都没有什么进展，她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应该说是真实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是本案的凶手，她那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不像是能作这个案子的人，我们基本上排除了她。由于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快到了，我们又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她与此案有关，现在又在强调严格依法办事，我们只有放人。”朱建国说完后谁也不看，又点上了一支烟。

    朱建国说完以后，会议室里的人都在闷头吸烟，几个女的已经忍不住的咳了起来。金副局长叫小白把会议室的窗户打开了几扇，还有些寒冷的新鲜空气一下子涌进了会议室，金副局长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用手中的笔敲了敲桌子，用他那威严的男中音说：“不要哑场嘛。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有什么高招都可以亮出来。”金副局长对坐在他旁边的朱建国耳语了几句又说：“我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先来给这个案子定个性，大家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集思广益嘛。”

    “我看这个案子很可能是情杀，原因很简单，死者是个三陪小姐，她的性伙伴太多太杂了，很可能就是某一个嫖客看上了她，想长期包养她，这个曾甜也可能已经拿了那个人的很多钱，但最后那个人又没有达到目的，这才引起了杀身之祸。”一个侦查员首先说出了他的看法。

    小李翻看了一下他的本子：“我看情杀的证据不太充分。我们调查了曾甜差不多所有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客人，也就是那几个长期与她有交往的客人，没有发现有哪个客人与曾甜的关系密切到那种程度，密切到要杀人的程度，曾甜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只是逢场作戏，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有哪个人跟曾甜有非常密切而又离不开的关系。而且这些人还都没有作案时间。我看会不会有财杀的可能？”

    “应该不会吧。如果是财杀，为什么在死者的坤包里比较值钱的摩托罗拉中文传呼机还在呢？这种传呼机至少也要值1000多元吧。凶手为什么不把传呼机劫走呢？”朱建国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他否定的理由似乎还比较充分，加上他又是刑侦队长，所以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

    “那会不会是仇杀呢？会不会是争风吃醋引起的仇杀呢？”一个侦查员不太有把握地说。

    小李摇摇头：“应该不会是仇杀。我们还没有查到曾甜与什么人有仇，她也没有与什么人争风吃醋，那些与曾甜有关系的男人的老婆都不知道自己的男人与曾甜有这种关系，据我们调查也没有其他那个小姐与曾甜有互相争夺嫖客的事情。”

    金副局长看大家对案子的性质争了半天都定不下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的发言使大家停止了争论：“我看这个案子是一个明显的情杀案。现在没有查到死者没有与谁有过争风吃醋的事不等于她就没和别人争风吃醋，现在证实不了她与某个男的关系特别密切，后来死者又抛弃了这个男的这种假设，不等于我们以后就查不到，证实不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功夫下够了，就一定能查到。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既然死者的主要财物都没有被劫，我们现在又没有查到死者有什么仇人，那就只剩情杀这一种可能了，大家不要忘了，死者的体内有残留的精液，而且是死前一两个小时与人发生性关系后留下的，这个男的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可以先朝这个方向去侦察，如果以后发现有其他的线索，其他的证据，我们再根据新的证据加以调整就是了。”金副局长一锤定音，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

    会议开了半天，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大家辛辛苦苦了一个月就只是查清了死者是谁，原本大家都以为只要查清了死者，案子也就快要破了，谁知道就在抓了一个嫌疑人后还不到一个月就又放了。最后连这个案子的性质都确定不下来，侦察方向都确定不下来。虽然金副局长武断地将案子的性质定性是一个情杀案，但许多侦察员的心中还是觉得不太实在，还是觉得有疑问，但谁也没有公开提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古城分局辖区又接二连三发生几起杀人越货的大案，一直没有进展的杀人碎尸案侦破小组的成员东一个西一个地抽调到其他案子上去了，再加上市民和新闻媒体的关注度也转移到那些新发生的大案上去了，上级领导对杀人碎尸案也就似乎遗忘了似的不再催促了，于是，碎尸案的专案组也就名存实亡了。到后来，专案组的成员因工作变动也大多调离了古城分局。当然，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一拖就拖了3年，直到3年后因为一个偶然因素才又重见光明。

    3、

    侦查员赵成在查清那个最后发信息给死者的人是谁后，以为案子应该有了重大突破，朱建国叫他先回去休息时他并没有多想什么。谁知第二天他来队里上班时朱建国却给他另外安排了一个新的任务，到外省去追被盗的车辆。朱建国说：“这是一项相当艰巨，具有相当挑战性的任务，这项任务必须由具有丰富经验，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人来完成，金副局长和我们的意见是由你带队来完成，我们都认为在我们刑警队，你是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侦查员，我们都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就这样，赵成在碎尸案的主要线索和证据已经由他摸排上来，案子已经见到曙光的时候离开了省城，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到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跑了差不多一个月，追回了20多辆被盗的汽车。在碎尸案专案组召开的那次案情分析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会到了省城。

    赵成回来后听说了碎尸案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案子在转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他走之前的状态。一起做案手段看起来并不高明的杀人碎尸案陷入了僵局。赵成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把那个重大嫌疑人武梅刑拘了二十多天以后又放了？难道是自己的判断真的出了什么偏差吗？那个武梅自己说她那天晚上没有在公园门口见到死者就真的是没有见到吗？有没有其他的旁证呢？是不是真的就有一个武梅所说的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呢？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存在呢？抛尸现场显然是一个第二现场，那么第一现场在哪儿呢？会不会是武梅家呢？最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不对武梅的家进行搜查呢？为什么不询问武梅的男人呢？武梅的男人再这个案件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武梅的男人会不会就是那个所谓的四十来岁的男人呢？武梅她们两口子会不会就是这一起案子的真凶呢？赵成想了很多，但他也很清楚他实际上在刑警队里是不受朱建国队长重视的人，因为他不是朱建国队长的“人”。不要看这次到外地出差前朱建国队长说的那么好听，什么你是队里能够独当一面的优秀侦查员啦，什么经验丰富啦，这些都是为了要你在寒冬腊月到艰苦地区出差，到别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出差说的好话。其实你在他的眼里什么都不是，有时候连那些刚进队的新警察都比不上，在朱建国的眼里你根本就不是他的“人”！而且，既然现在已经离开了专案组，按规定就不能再打听专案组的案情，你就是对这个案子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也没有地方说去。不过，赵成还是不甘心这个案子就像这样半途而废，赵成的直觉感到这个案子里面一定有问题！他不相信那个武梅就真的是没有问题，真的是与这个案子没有一点牵连，他不相信！不相信！但是，这个武梅被拘留后的是大队长朱建国亲自审讯的，别人都不知道审讯的具体内容，审讯记录是谁都看不到！究竟武梅在审讯中都交代了一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赵成回来后朱建国并没有让他马上回专案组上班，而是让他先休息几天再说。一个星期后赵成上班时金副局长把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金副局长笑呵呵的对赵成说：“小赵啊，你们这次干得不错，干得不错。非常辛苦，非常辛苦，我已经为你们请功了。小赵啊，组织上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这次准备给你压压担子，让你到和平街派出所去当副所长，这个派出所是我们古城区离省城最近的一个派出所，听说你的爱人就在那个派出所的旁边的商场里上班，这一下你们两口子就离的近了，你二天就再不要说我们领导不照顾你们了哦。哈哈哈哈。你有没有信心呀？哦，还有，那个和平街派出所的老所长再有个一两年就退休了，到时候你再接任他，你看怎么样？”

    赵成突然接到这样一个升官的喜讯却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自己的这个升官喜讯来的是这样的突然，事前没有一点儿预兆，更没有人事先征求过自己的意见。虽然说到派出所工作相比刑警队的工作不管是工作、生活的安定性、危险性等方面都要好得多，稳定得多，但赵成说实话还是更愿意在刑警队工作。刑警队的工作虽然危险性更大，更加艰苦，更具挑战性，但赵成还就喜欢挑战，就喜欢刑警这份工作。虽然说自己的身体并不是很好，以前受过的伤一到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但刑警队的同事们谁的身体没有个小伤小病？虽然说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但自己的老婆从来都是很支持自己的工作，加上有自己的父母帮助，自己在队里比起其他同志们来说也算不上是最困难的，再说自己已经适应了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一旦要自己适应另一种生活可能还会不习惯呢。为什么要突然这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呢？难道是自己真的不适应刑警队的工作吗？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吗？想到这里赵成有些迷茫的问金副局长：“金局，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干的不好？你们才要把我调整到派出所？”

    “哦，你想哪儿去了。不是不干得不好，而是你干得很好。我们怎么会派一个不好的同志去担任这样一个重要工作呢？你不要对派出所的工作有什么看不起的想法，派出所是我们公安局的基础，是我们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最前沿，是我们了解敌情、社情的神经末梢，是我们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桥头堡。没有派出所的工作，刑警队的工作就只能是事倍功半。那个和平街派出所地处城乡结合部，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外来的流动人口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什么盗窃、销赃、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诈骗、拐卖，什么都有。我们不是要你到那里去享清福的，你到那里去了以后希望能把派出所的工作有一个大的改进，你的任务是艰巨的，担子是沉重的。说老实话，派其他人去我还不放心呢。小伙子，我们的战斗英雄，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啦？”

    金副局长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成当然就无话可说了。他的心里虽然还是有些不太愿意，也只得接受了这个事实。其实，赵成也知道那个和平街派出所并不像金副局长说的那么一塌糊涂，治安情况那么糟糕，与分局其他派出所比起来治安状况并不是最坏的，当然也不是最好的，属于中不溜吧。不过，领导要安排某人到什么地方总是会有一套说辞的，总是会让被安排的人觉得是被重用了，被安排的岗位都是如何如何重要。其实，有时候领导真正的目的只有领导自己才知道，领导们都是高瞻远瞩的嘛。

    不过，到和平街派出所工作对赵成来说还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离自己的家很近。赵成的老婆就在和平街的一家商场里工作，而派出所就在商场的旁边，以后两口子见面就太方便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两口子十天半月见不了一次面，成了不是牛郎织女的牛郎织女，而且照顾自己的家，照顾已经上小学的孩子也比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要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想到这儿，赵成只得感谢组织上的安排，感谢领导的照顾。他当天就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带着碎尸案未破的深深遗憾离开刑警队到远离分局的和平街派出所上任去了。

    人们都说命运好像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安排好了的一样，信奉上帝的说命运是上帝安排的，信奉佛教的说是佛祖安排的，而无神论者也说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在碎尸案陷入僵局，陷入人为的重重迷雾之中，眼看案子就要成为死案时，命运却好像知道什么似的让金副局长鬼使神差的安排赵成到和平街派出所任职。本来是想不让赵成再接触这起案子，却不成想反而使赵成在几年后又有机会重新接触到了这件案子，使这起案子水落石出。

    4、

    命中注定会与这件杀人碎尸案联系到一起的律师刘宏超在武梅从看守所放出来的那段时间，也是专案组开碎尸案案情分析会的同一时间，和赵成调到和平街派出所当副所长的那段时间，刘宏超正在为一件陈年的交通肇事案忙得焦头烂额。此时的刘宏超已经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差不多有三年了，这三年里他逐渐熟悉了自己的新职业，熟悉了自己的新工作，他已经开始把书本上的东西与实践结合起来了。

    刘宏超渐渐发现现实中的司法环境并不是一切都像想象中的那样好，一切都如教科书中的那样完美，那样遵守秩序。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相当大的落差，相当大的距离。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和需要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和看法，有人认为法律不过是当权者手上的一把治理国家的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可以磨得快一点，也可以让他钝一些，在使用这把手术刀的时候可以下刀狠一点，多剜去做手术的人认为应该剜去的肉，当然也可以下刀温柔一些，少剜去一些肉，全凭手术者愿意怎样使用这把手术刀。也有人认为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人人都要完全遵守的一个神圣的“东西”，哪怕有时候完全遵守它会带来玉石俱焚的结果也在所不惜。法律界对法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直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着激烈的争论。而在实践中更多的法律人却是在利用法律的武器为自己挣得衣食，挣得房子、车子、票子，他们中不仅有律师，当然也少不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政府官员乃至各色人等。

    人们常说人的性格常常会决定人的命运，这话一点不假。然而，人的性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除了遗传以外，他成长的环境，他所接受的教育，他的人生经历以至于他的亲人、朋友等等等等，不都是影响他性格形成的因素吗？要想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特别是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性格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常言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就是这个意思。

    刘宏超律师就是一个性格有些与众不同的人。刘宏超的成长年代就是人们常说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这是一个所谓的“激情燃烧的年代”。刘宏超虽然没有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扛过枪，没有在大炼钢铁和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赶英超美中流过汗，但他却一个不落地赶上了共和国历史上的每一个艰难时期，什么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到了改革开放后又赶上了企业改制，工人下岗，企业破产。不过，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对祖国的热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坎坷的生活经历反而使他原本就倔犟的性格更加倔犟，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但是，他的性格中却缺少当今社会中与人交往时常常需要的那种圆滑，那种善于变通的“亲和力”，没有那种“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处世哲学。他总也学不会好多律师运用熟练的与公检法人员和有关政府人员打交道时的技巧，不知道怎样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常常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经济手段，比如怎样，在什么场合送一包香烟，一点小礼品这些不会让人尴尬，让人怀疑到是行贿而又能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小伎俩，比如怎样请他们吃饭、喝茶、去一些娱乐场所消费，怎样在这些活动中让他们高兴，怎样在这些活动中的恰当时候来一些插科打诨的黄色小段子，怎样在合适的人面前说一点合适的话，当然他更不会送钱送物给这些人。正因为这样，刘宏超虽然在认识他的律师和当事人中间获得了尊敬，也与一些正直的公检法人员建立了友谊，但他却不像有的律师那样迅速致富。你可以说这是他自视清高的倔犟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什么是命运？这就是命运。

    刘宏超律师在碎尸案陷入迷茫时正在为一起发生在好几年前的普通交通肇事案而烦恼。这是一件发生在8年前的案子。8年前冬天的一天中午快12点钟的时候，省城郊区的一个50来岁的老农民开着一辆带拖斗的手扶拖拉机满载货物由西向东行驶在路上，在城内一个十字路口当绿灯亮时，老农民开着拖拉机过路口，但这时一辆大客车违反交通规则由东向南突然左转与拖拉机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亭处相撞，老农民顿时就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头部着地，血流了一地，人也昏迷不醒。事故就发生在交警的面前，交警和客车司机马上将老农民送到附近的一家省内有名的大医院抢救，交警也迅速通知了客车司机所在的车队。但是奇怪的是，这位脑部严重受伤的老农民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却不知下落了！据肇事司机讲：他和交警把老农民送到医院急诊科进行了检查和处理，由于伤势较重，需要照CT，但不巧的是CT机要下午6点才可以用。这时老农民已经醒过来了，肇事司机还给他买了包子吃。到下午6点照了CT在等CT的结果时，肇事司机自称因为身上的钱不够交这所大医院的费用也不够付转院叫急救车的费用，所以他到医院门口叫三轮车来拉老农民转到另一家脑外伤医院。当他从医院大门口叫来三轮车回来再找这位老农民时却发现老农民不在了，前后不过十几分钟！肇事司机后来又在医院及医院附近到处找都没有找到这位老农民，再后来肇事司机认为那个老农民是自己跑回了家，他也就回家了。

    两天以后，车队还派人到老农民的家里看是不是他已经从医院回家了。但家里人却说老农民自那天出门以后就没有再回来过，而且家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出了车祸。就这样，老农民离奇失踪，到刘宏超关注此案时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了。这8年里没有老农民的一点音讯，老农民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天天都在盼望他的归来，他们一家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农民的妻子在这8年中已经哭干了眼泪，老农民的一双儿女也在没有父亲呵护，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的支撑下顽强地长大。女儿不得不早早辍学嫁人，儿子也没有办法完成学业，早早地用他那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养家的重担。

    但更加离奇的是老农民失踪以后，由于老农民是“失踪”，而在失踪的情况下交警队就无法对这个案子做出处理，案子就一直“悬”在了交警队。为了解决老农民一家的实际困难，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老农民的妻子与肇事司机所在车队达成了一个“协议”，“协议”规定在未找到老农民之前车队每月“借”给老农民家100元，赔偿撞坏拖拉机的修理费等等。但两年后车队再不愿意“借”钱给老农民家了。于是，老农民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到各级机关反映这个问题，但却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老农民到底现在是死是活？他现在到底在哪儿？不找到尸体或者人这个案子就结不了，当然赔偿也就无从谈起。

    这8年来，原来帮助老农民一家的好心人（也是一位律师）找遍了交警队、检察院和政府有关机关，但这些机关却连当时的案卷都不给他看。医院的检查记录，CT报告，诊断结果和交警对肇事司机的询问笔录等一概不知，连肇事司机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最后把他也搞得筋疲力尽。

    交通事故发生8年后，刘宏超偶然介入了这个案子。然而这个案子让他看到了法律界的那些玩弄法律的老手的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也为某些当权者的冷漠大感失望，为那些在这个案子里或者与这个案子有关的人们的表演而大开眼界。

    刘宏超首先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在交警队看到了这个案子的案卷。案卷里有医院的诊断报告，报告上记载老农民送来医院时已经昏迷，双耳流血，经CT照片是颅底骨折，蛛网膜下腔积血。刘宏超请教脑外科的专家，专家称像这种情况伤者随时都可能会突然死亡，即便伤者后来已经清醒，也可能会突然昏迷、死亡。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留院观察48小时以上。而且奇怪的是，老农民的接诊医院是省城最大最好的医院，也是诊治脑外伤最权威的医院。老农民在那儿救治是最好不过的。而肇事司机声称要转去的那家医院当然是比不上接诊医院的，更何况还要在寒冷的夜晚路途颠簸地转运十公里以上！

    接下来的调查更是让刘宏超大吃一惊。刘宏超查到肇事司机在出事后很快就报告了车队的“技安”。“技安”还到医院去过。于是刘宏超想办法找到了这位“技安”。那是在一天下午刚刚上班后不久，刘宏超到车队的技安办公室找到了这位姓杨的“技安”，杨技安一个人在办公室。刘宏超在做了自我介绍后开门见山地问起了8年前的那起车祸案：“请问那起车祸案是你去处理的吗？”

    杨“技安”是一个40岁左右的高大汉子，看样子应该是在部队服过役，举手投足还保持着当兵时的习惯，坐得笔挺，双手在不写字的时候总是习惯性的放在自己的双膝上。他有些局促地回答：“是，是我处理的。”说到这里他咽了咽口水眼睛探究似的望着刘宏超：“不过，我是晚上差不多8点钟才去的那个医院。”

    刘宏超不解地问：“中午不到12点发生车祸，你为什么晚上8点才去医院呢？你们车队离车祸现场最多也不过5公里路，到医院也不过6-7公里路。”

    “哎，你不晓得，我们车队经常都在发生车祸，有时候一天几起，那天就发生了两起车祸。那天我先是到另一个医院看望几个受伤的伤员，忙完了才赶到某某医院，到了都已经8点过了，天早都黑了。”

    “那你去时看没看见那个老农民？”

    “没有看见，只是看见那个肇事司机在到处找人。我当时还骂了那个司机几句，我骂他咋个连个伤员都看不住。我还帮他找了几圈，但是都没有找到。后来在差不多9点钟时我就回去睡觉了。我走时那个司机还在找。不晓得他是好久走的。”

    刘宏超又问：“肇事司机在交警的笔录上说‘当时他身上只有20来块钱，不够要急救车的钱，所以就到医院门口去找三轮车准备将伤员拉到某某脑外伤医院去。’你们车队难道不能在医院挂账吗？”

    杨“技安”听后很诧异：“他龟儿子胡说八道。司机们都晓得我们车队跟医院，就是接诊老农民的医院有合同关系，可以挂账。而且他龟儿子在中午出事后给我打电话时我还告诉了他我们车队的账号。他龟儿子咋个这样子说呢？”

    “后来的情况呢？”刘宏超看着有些激动的杨“技安”继续问道。

    杨“技安”还是坐得笔挺的，双手仍然还是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回忆道：“两天后我们，哦，不好意思，我不会开车，我就喊那个肇事司机开了一辆小车和我一起到那个老农民的家里去。哦，我们是根据那个老农民身上带的驾驶证知道他的住址的，他的驾驶证在出事的时候交警就从他的身上搜出来了。我们想会不会他已经从医院跑回来了。我们在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老农民的妻子，当时她正在小河边洗衣服。”

    “后来呢？”刘宏超很感兴趣地问。

    “后来，后来。后来肇事司机问‘你家男人出车祸受伤了你晓得不？’那个女人一听就呆住了，好一会儿才哭出声来。这时我们才晓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车祸的事情，自然，老农民也肯定没有回家。”

    杨“技安”接着又对刘宏超说：“我们车队是一个大型的国有客车队，每年都会发生若干次道路交通事故，我们经常与交警打交道，与他们都熟得很。其实，我们的司机都清楚，出了交通事故都是由组织上出面解决，赔偿也是由单位给，他们个人只是按队里的规定扣一些工资和奖金，当然也可能会下车待岗。”

    “那个肇事司机实际上待岗了没有呢？”

    “哦，没有，他的事故处理一直都没有出来，所以队上也不好对他进行处理。”

    “那也就是说，肇事司机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了？”

    “也可以这样说。”

    5、

    听杨“技安”说到这儿，刘宏超恍然大悟了，他的调查到这儿实际上已经将8年前的那一个十分蹊跷的交通肇事后伤员的失踪案揭开了小小的一角。如果有侦查权的有关部门再顺着这些线索调查下去，老农民的失踪案一定会真相大白。刘宏超怀着满心的喜悦告别了杨“技安”，他把他的调查结果详细的写成了一份报告，准备向有关机关和部门报告。

    刘宏超在报告中这样写道：1、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客车司机，当红灯亮时他的违章左转弯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2、老农民的伤情非常严重，据医生诊断老农民是头部受撞击伤，颅底骨折，蛛网膜下腔积血等严重的脑外伤，这种脑外伤很可能造成伤员突然死亡，就算是伤员当时已经清醒了，正确的做法也应该是留院观察48小时以上，而不是转院，更不要说是舍近求远的转到一个医疗条件比较差的医院去；3、肇事司机明知就诊医院是自己车队的合同医院，并且也知道单位的账号，也就是说把伤员送到接诊医院来根本就不用交现钱，但肇事司机还是以自己身上钱不够叫救护车为由去叫人力三轮车，这显然是谎话；4、由肇事司机开车和本车队的“技安”两人去“通知”老农民的家属显然不合情理，因为如果真的是老农民自己跑回了家，那么他是见过肇事司机本人的（肇事司机自称老农民在医院已清醒，他还买了包子给老农民吃），老农民当然知道致自己受伤的人就是来人之一，难道肇事司机就不怕村民们报复他吗？从肇事司机不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可以推断他知道老农民一定不在家；5、肇事司机在见到老农民之妻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是某某吗？你家男人出车祸受伤了你晓得不？”也反映出肇事司机是明知老农民不在家的，理由是，一般像这种情况应该问“某某某是不是在家里？他的伤好些没有？”如果真的是老农民从医院跑了，老农民的家离医院最多不过6-7公里路，交通也十分方便，那么跑回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肇事司机不问某某某是不是在家而问某某某受伤了你知道不。显然心中有鬼。

    刘宏超写好报告后向有关单位递交了上去，他满以为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这件已经拖了8年的陈年积案很快就会解决。但刘宏超太天真了，他对那些机关和机关里面的人抱有太多的幻想，他实际上也并不熟悉那些机关里的办事程序或者不如说是办事的潜规则。在又等了很久以后，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到他最先递上《控告状》的公安局去询问有没有什么结果。令他大失所望的是警官这样回答他说：“你们的《控告状》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个人也对这件事情感到十分蹊跷，觉得可疑。但是现在并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证明那个肇事司机犯了罪，也没有证据证明那个老农民是死了还是失踪了，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们就不能立案。”警官停了一会儿，看着失望的刘宏超又说：“除非在什么地方发现了老农民的死尸，而且证明他是死于他杀我们才能立案。”听到这种冷冰冰的回答，开始还满怀希望的刘宏超就像大热天被一桶冰水从头浇了下来，一下子就凉透了。他这才开始有些明白一些律师和当事人所说的立案困难的原因其实就在公安局的某些人追求发案率低和破案率高，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能破的就立，立了的就能破，而那些明显存在的案子因为不好破就会找这样那样的理由不立。于是上级要求的发案率和破案率就都达标了，红旗、先进、表彰、奖金、晋级就都会到手了。

    看来，走刑事是走不通了。刘宏超心想，如果真的一定要有死尸出现并且还要证明是他杀公安局才立案的话，那么全国每年不知有多少类似的案子公安局不管，不知有多少冤魂得不到昭雪。为什么不能先对案子里的一些可疑情况先进行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没有什么问题就不再继续调查下去，如果在调查中发现了问题就按规定立案侦查，岂不是皆大欢喜？这样既可以让那些潜在的犯罪份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并告慰受害一方的人们，也可以还那些背着别人怀疑的黑锅整天不得安宁的人以清白，化解许多的矛盾，让社会更和谐。有什么不好？这样利国利民的在他们这些强力机关来说是举手之劳的好事为什么不去做？刘宏超实在是想不通。

    然而，让刘宏超更加大跌眼镜的是后来他多次在那些机关碰壁以后。有一天，老农民家原来的那个律师请刘宏超一同到市政法委去找市政法委书记反映这个问题。那位律师掩饰不住兴奋说：“老刘啊，这次我们去反映应该会是有结果了。这个政法委书记我认得到，他原来是我们一个地方的人，我们应该算是发小了，我很熟悉他。”

    听了那位律师这样一说，刘宏超本已对这个案子快要熄灭的热情又被点燃了，他赶快收拾起材料就赶去与那位律师会面。

    那是一个闷热的中午，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上一切，路面上的柏油都被太阳烤软了，被汽车一压就压出了两道深深的车辙印，还发出了一股难闻的柏油味儿。街道上的行人很少，稀稀拉拉的几个人也尽量躲在街道两旁的树荫下前行。市委大院里也是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知了在不知疲倦地知了、知了地叫着，听着知了的叫声，再被火辣辣的阳光炙烤着，让人有了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政法委书记的办公室在二楼靠北头的一间从外表看并不起眼的房间里，这栋大楼还是1950年代修建的，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大楼的外表已经显得有些陈旧，有些不那么时髦了，但是办公室的内部经过了多次的装修还是很现代化的，老式的木地板保养得很好，才打过蜡的地板显得亮晃晃的，让人走在上面不由得放轻了脚步，生怕踩脏了地板，更怕被地板滑倒。政法委书记办公室的冷气开得很足，刘宏超他们从外面的骄阳下进到办公室时还不禁打了一股冷战。书记的办公室并不大，最多只有20来平方米，室内除了书记的大办公桌以外就只有两个双人沙发和一个茶几，不过书记办公桌背后的墙壁全部被一个大书柜遮住了，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的全是书，不过这些书都很新，说不定这些书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来也没有被人翻过的。书记只有40多岁，个儿不高，留着一头寸发，不胖不瘦的，面部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显得很有光泽，很是细嫩。政法委书记还是比较热情，见了他的这个同乡后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并且还一人给泡上一杯茶。寒暄完后，书记的同乡就拿出材料详细向书记汇报了老农民受伤后的蹊跷失踪案。他说完后刘宏超又接着向书记汇报了他最近的调查结果和他的看法以及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后的结果。

    政法委书记听后沉吟了好一会儿，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心里的想法。良久，书记才缓缓说道：“你们反映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你们的热情和对那个老农民一家的关心都很好，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也有一定的理由。但是，那些部门和机关的处理按理说也没有什么错，他们也是在依法办事。确实，这个案子从目前来说还缺少证据，你如果立了案侦查，就算是那个肇事司机自己承认了，但这也只是他一个人的口头供述，你们都是律师，应该知道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法院是判不了罪的，是不是？还有，万一在立案侦查以后那个老农民又从什么地方突然回来了，你叫他们怎么收场？对不对？”政法委书记的一席话说的是头头是道，滴水不漏。看来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政法委书记说完以后又转移了话题，同他的同乡谈起了他们之间才熟悉，才知道的一些旧闻。最后，政法委书记又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机关的人是最讨厌那些搅弄是非的人和事。打个比喻来说就好像屎本来不臭，搅起来臭。有些事情本来已经平静了，本来时间已经抚平了伤口，如果还硬要揭开那个伤口，还要往那个伤口撒点盐。你们说这对那些当事人来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政法委书记把他们送出来他的办公室，他们又回到了夏日那火辣辣的阳光下。

    听了政法委书记的一番高论，刘宏超心里很不是滋味，书记的“搅屎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拿这个失踪案来说，老农民在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以后真的会自己跑掉吗？他为什么要跑掉呢？如果说他是神志不清而跑掉了的话，他会跑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8年都不见踪影呢？谁会“收留”他这样一个又老又穷还有伤在身的人呢？如果说老农民是自己跑掉后死去了的话，为什么不见尸体呢？重要的是肇事司机为什么要撒谎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处理这样的案子呢？这样一个有明显疑问的案子为什么一定要等发现了尸体才能立案呢？老农民一家这么多年求告无门，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到北京上访就认为他们的伤口已经“抚平”了吗？他们内心就已经不再痛苦了吗？老农民一家真的已经平静了吗？难道这些路见不平的人帮助老农民一家向有关部门求个公道就是在“搅屎”吗？就是在把本来已经不臭了的屎“搅臭”吗？言下之意不就是在责怪刘宏超他们在破坏“天下太平”的大好局面，在没事找事，在给有关机关和领导出难题了吗？老农民的案子不解决，他们一家心里的疙瘩就真的会解开吗？知道这件事的人会怎样看呢？法律和政府的威信又从何建立呢？

    刘宏超从这一起案子中看出，有那么一些官员，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老百姓的疾苦，他们并不真正想为老百姓做他们需要的实事，而只是希望在自己的任上不要出什么问题，最好是平平静静的，哪怕这种平静是表面上的，只要上面看不见、不知道就行。于是各种高招就应运而生，什么报喜不报忧啦，什么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啦，还有在什么期间要求零发案啦，乃至限期破案，破不了案就脱衣服走人啦等等等等。在这种为了保官或者升官而粉饰太平，而造假做假，乃至为破案而刑讯逼供，不但问题和矛盾没有解决，问题和矛盾反而越积越多，越积越大。所谓的在什么期间要求零发案本来就是一厢情愿，犯罪分子不会因为上级要求零发案就不去作案！而所谓的限期破案本来就是违背科学的破案规律的，人为的定一个期限往往会给办案人员以巨大的压力，有那么一些办案人员顶不住这种压力往往会违法办案，结果最后造成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最后即使得以纠正，也早已经给法律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比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和近期的赵作海案都是如此。唉，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现实！刘宏超后来也慢慢的适应了这种不正常的大环境。小说屋 www.xiaoshuoge.info